魔盜王

瞭望東方周刊第15期封面
　　醫改要素考
　　編者按
　　醫改的確千頭萬緒，但仍可歸結在如何破解“以藥補醫”、如何創新體制機制、如何充分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等三大問題之中。其間，很重要的是醫療供給資源中的醫生資源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功效。本刊2009年一篇封面報道就曾提出：醫改的一大關節即在於“解放醫生”。
　　多年來，決策層面與社會各方，都在尋求根本性解決醫患衝突的通路，醫改試驗百花齊放，路徑折衝反覆。觀其要點，不外為二：一為醫，一為患。
　　本刊記者通過對“急診科女超人”於鶯、“燒傷超人阿寶”寧方剛以及一批醫生在醫院內外真實經歷的採訪，註意到了當前醫改中面臨的兩大難題：一是“醫生自由執業”改革單兵突進，尚缺乏制度配套；二是“醫保總額預付制”這一政策設計，似乎讓醫院出現推諉病人的現象。
　　當前醫界現狀之痛，不僅痛在患者身心，同樣也痛在醫生心頭。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不能完全依賴“醫者仁心”和“蠟炬成灰淚始乾”的道德奉獻，更多的，需要在醫療資源的有效供給上，展現直面現實問題、創造未來的治理智慧。
　　“日瓦戈”在中國
　　《執業醫師法》的存在，造成醫生與醫院談判時處於弱勢的一方。陳秋霖在調研過程中瞭解了這項規定的初衷---“就好像一隻雞不能臨到生蛋的時候跑到別人家去。”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高海博 | 北京報道
　　誰這時沒有房屋，就不必建築。
　　---里爾克
　　1956年，在帕斯捷爾納克那部著名的小說里，日瓦戈醫生厭惡並希望遠離政治，但終究被政治裹挾進去。50多年後，醫院里的醫生們正面臨著日瓦戈式的困境，長期處在灰色地帶的他們，帶著難以言說的無奈。
　　在本刊記者採訪過程中，多數醫生需要得到醫院領導或者院方宣傳處的同意，有的需要內容審核，有的則不讓醫生接受採訪。
　　過度保護院方的權益
　　“你不知道那一次把我折磨得有多慘。”積水潭醫院主治醫師寧方剛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說完這句話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寧方剛在新浪微博上的ID為“燒傷超人阿寶”，有12萬粉絲，他習慣用這個賬號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對醫療事件的看法。
　　他口中的“那一次”，是從泰山醫學院附屬醫院到積水潭醫院辦理執業醫師遷移。由於辦理遷移手續需要原單位的審批同意，寧方剛退掉花錢買的原單位福利房，還要用送禮、請客的方式融通“環節”。面對醫院開出的一個個苛刻條件，寧方剛“求爺爺告奶奶”，終於完成了這個遷移。
　　“中國現在的執業制度特別死板。”寧方剛說，“執業證書上寫了你在積水潭醫院上班，那麼你就只能在積水潭醫院行醫，哪怕你去離積水潭醫院100米的醫院去做個手術，從理論上講都是非法行醫。”
　　寧方剛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竟不能自由地看病。”
　　還有變更執業地點時需要原單位的同意，這也是寧方剛述說把自己“折磨瘋了”的一點。執業證書必須每年由單位送衛生部門進行註冊。
　　“這個過程有時會很長，若拖到註冊期之後，一年之內連個處方都開不了，有的甚至是兩年，哪個年輕醫生受得了兩年的空白期？”寧方剛說。
　　《執業醫師法》的一些規定，讓醫生處在與醫院談判時弱勢的一方。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陳秋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執業醫師法中規定，醫生想要拿到合法的執業執照需要由所在機構申請。”
　　陳秋霖在調研過程中瞭解了這項規定的初衷---“就好像一隻雞不能臨到生蛋的時候跑到別人家去。”
　　陳秋霖認為，更好的解決方式可以是將醫生的執業資格與雇佣關係拆開，執業資格由第三方機構來認證，不再通過醫院，“這樣醫生與醫院都獲得了選擇的自由”。
　　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認為，應當儘快修改《執業醫師法》。“取消對醫生執業的限制，凡是有合法執業醫師資格證書的醫生，可以自主開辦個體或合伙制診所，這是優秀醫生進入社區的一個先決條件。”朱恆鵬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被誤解的“民粹”
　　寧方剛身上展示出的正是這種衝突：一方面，他想自由執業，另一方面，他又只能留在公立醫院。
　　他說，他仔細讀過朱恆鵬《醫患衝突惡化的根源及解決對策》這篇文章，“朱老師的思路對一線醫生是最有利的，如果能夠自由執業，收入翻番不成問題，但是，這套方案是休克式療法，我也懷疑在轉換過程的陣痛期會不會把人‘痛死’。”
　　朱恆鵬的方案建議，建立門診社區守門人制度，以此形成有效的分級診療制度；其次是公立醫院改製和改革，建立和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以民營醫院為主體、競爭充分的醫院市場。
　　朱恆鵬稱自己是一個經濟學愛好者，經常會與一些人線下交流，場面往往是他作為唯一一個反對方與眾人辯論。他常常舉歐洲革命中“流氓無產者”的例子，試圖說服那些將“自由市場”想得太過美好的“奧派弟兄們”。
　　在一次錄製節目中，寧方剛見識到了他口中描述的現象。“節目里有個老專家就說，看病貴看病難需要政府掏錢解決，然後滿場都是老頭老太太嘩嘩的掌聲。老太太自己還說每月就1000塊錢，看不起病。”寧方剛說。
　　那次節目現場，讓他覺得在許多人心目中，醫療應該是這樣的：花幾塊錢，掛個最好的專家號，完全不用等待就見到醫生，對方耐心細緻地服務，不用什麼檢查，開十幾塊錢的藥物，回家吃了就立馬痊愈。
　　他也終於意識到，許多人對醫療現狀的認識和整天在一線忙碌的醫生相比，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別。
　　寧方剛在那次節目里用一句話作了總結：你們全部的觀點，我都不同意。
　　他認為，在一個體系穩定之後再向另一個體系轉變的過程中，或許會在一個時空里出現一個無法令人接受的局面。方案的背後或許有益於民眾，但單單上調問診費用就會引來民意不滿。
　　當本刊記者把這些疑問拋給朱恆鵬時，他說：“如果認為壓制住醫生的收費才會讓老百姓看得上病，那恰恰是看病貴的根本原因之一。認為把掛號費限定在5塊錢就能讓老百姓看得起病了，這種說法帶來的不但是老百姓看不起病，而且還會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
　　朱恆鵬認為，“民粹”思想在不少媒體上的蔓延，實際上是誤導了民眾。醫改如果存在陣痛的話，唯一的就是衛生部門的利益受到損失。
　　壓低的收入與被分配的任務
　　2012年，由廣州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公佈的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表顯示，按中位數排名，“西醫醫師”在所列舉的473個職業與工種中，排名第201位。
　　一份由丁香園網站所作的2012~2013年度中國醫生薪酬情況調查報告發佈之後，已經從北京協和醫院辭職的於鶯(網民“急診女超人”)很快評論道：“請再統計一份灰色收入後的薪酬情況及沒有藥扣的醫生比例。”
　　於鶯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解釋說，不拿回扣的醫生不少，但這個制度下，太吃虧。醫生理應是高收入，而且應該是明面兒上的高收入。
　　醫生的勞動價值無法顯示，但在“黑市”上，一個三甲醫院的專家號甚至可以炒到1000元，北京市某三甲醫院醫生劉志華對《瞭望東方周刊》說，這就是市場給出的價值反映。
　　在劉志華的科室，每個醫生都有醫保限額，每個病人平均的保額不能超過3萬元，每個病人被要求平均住院時間不超過15天。作為一名外科大夫，劉志華接觸的病人大都需要長時間住院與高保額分配，超出預算成為經常性事件，這樣的結果只能是扣獎金扣績效工資。
　　“臨床醫生負擔增大的同時，患者自費藥品還要控制比率，不能超過15%~20%，那些危重病人怎麼控制？這是把困難留給了醫生。”劉志華說。
　　目前中國的醫保付費方式為“總額預付制”。在醫院層面上實施“總額預付制”，等於把一個大的風險池分級為一個個小風險池，每個小風險池對應著一個醫院，讓醫院來承擔醫療費用波動的風險。因此，推諉危重和高費用病人就成為總額預付制的一個自然特征，《中國青年報》曾經報道多地醫院拒收醫保病人，其背後的原因就有醫保費用的支付方式。
　　現在的情況是，醫院又把醫保資金定額分解到每個科室，科室再把額度分解到醫生，風險池越來越小，醫保的風險分散功能越來越弱，事實上等於把風險轉嫁給醫生承擔。
　　朱恆鵬調研的結果表明，最近十多年來，基於規避醫療風險和醫患糾紛的考量，醫院推諉病人現象已不是個例，但是為何沒有因此帶來患者的很大不滿？原因就在於醫院和醫生的推諉相當策略，使患者不易察覺。
　　劉志華至今還記得，在醫學院讀書時，他謄寫在筆記本上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維護醫術的聖潔與尊嚴。
　　“現在的醫生就是這麼分裂地生活在中間地帶。”劉志華說。
　　灰色的中間地帶
　　在醫院，劉志華常會困惑：為什麼醫保資金結餘7674億元，卻不補貼給醫生？為什麼要給患者提供這樣高的醫療保障？國家資金承擔不起，為什麼要通過壓縮醫生的勞動價值？
　　“政府給病人是一個免費修航母的承諾，給醫生是一個修自行車的錢。”劉志華說。
　　有一次，劉志華接到一個危重病人，到醫院時已經處於腎衰竭的狀態。孩子母親說：孩子是什麼情況我都明白，即便是賣房子也要把錢湊齊，如果孩子救不活，我這輩子就沒活著的意義了。
　　壓力可想而知，劉志華那半個月幾乎住在醫院里。當孩子從重症監護室轉移到普通病房，母子倆抱頭痛哭時，他感覺自己就像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這種感覺用錢是買不到的，你可以說是醫學院的洗腦，但是，很爽。”
　　享受治病救人、掌握生死的同時，劉志華也不得不在處方與檢查上遠離他心中的理想主義情結，妥協與掙扎在所難免。
　　“如果一看病患很窮，那我就會開一些價格偏低的藥，可能副作用會稍強，也可能只是產品的第一代；如果一看是個土豪，那我可能會在必備藥品的基礎上，開一些輔助性用藥，產品也會新一點。這裡面雖然有彈性但是沒有多大，更何況這些處方也是要檢查的。”
　　陳秋霖向本刊記者證實了這個說法，每年有大部分的畢業生都會到醫保部門去核實處方，檢查率可達到30%。
　　“現在醫生還有點收入，一上午門診多看四五十個病人，拿點掛號費的提成，是挺沒出息，但是有這點刺激，醫生還可以繼續做，要不然真沒法活。”劉志華接著說起兒科醫生，“全國現在註冊兒科醫生6萬人，缺口有將近20萬。醫院收入來源於藥品，小兒用藥少，只有大人的十分之一，獎金低，兒科醫生不掙錢。再加上兒科屬於啞科，誤診率高，暴力事件多發，兒科醫生流失很快。”
　　兒科醫生的寫照如同是中國醫生的一個縮影，而在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里，吳秀波飾演的北京阜外醫院醫生對西雅圖華人醫生說的那句“我一天看的病人比你一周看的還多”，也成為一個真實的註腳。
　　參差不齊的私立醫院
　　協和醫學博士馮唐在他的給“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寫的信中，這樣描述中國的醫院：“和過去相比，大夫的掛號費漲了點，還是在一本時尚雜誌的價格上下，一上午還是要看幾十個病人，還是要忍尿忍屎忍餓忍飢，每個病人還是只能給幾分鐘的問診時間。大醫院繼續像戰時醫院或者災後醫院，從黑夜到白天，大醫院到處是病人和陪病人來的家屬，目光所及都是臨時病床和支起的弔瓶。”
　　現在的身份是華潤醫療CEO的馮唐，正在試圖收購公立醫院，通過更加有效的管理來改變這一局面。
　　私立醫院北京和睦家醫院以高收費著稱，陳秋霖將其形容為五星級酒店式的醫療服務機構，從醫院門衛配戴白色迎賓手套這個簡單的細節，就可以看出它的與眾不同。
　　“有人認為花十幾塊錢排兩天能看到一個專家號很好，同樣也有人會認為花幾百塊診費不用消耗時間很好，每個人的觀念是不同的。對不少人來講，時間也是價值。”和睦家醫院院長盤仲瑩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說，“在和睦家，醫生沒有利益指標與壓力，可以做一個純粹的醫生。”
　　在北京大學一個民營醫院院長培訓班上，談到民營醫院做無痛人流廣告與合理避孕的普及問題時，有的民營醫院院長直率地說：宣傳避孕信息對於院方得不到任何好處，而做無痛人流廣告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和睦家不會做這樣的廣告，這不是我們的‘道’，也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對於一個心臟介入手術，和睦家最先考慮的不是手術怎麼做，而是需不需要做，有沒有其他的治療方式。”盤仲瑩說。
　　價值觀的構建需要給醫生合理的收入，足夠體面的生活，執業的榮譽感與安全感，還有對於非主觀過失的寬容。
　　曲家銘是一位從北京某三甲醫院進入到和睦家醫院的醫生。她形容說，公立醫院像個大超市，在升任高級職稱後，6年時間里門診費用都是14元，一天的門診需要看六七十個病人，而在和睦家，預約制的門診機制下，只需要看六七個病人。
　　當本刊記者向曲醫生詢問診費時，一直陪同本刊記者採訪的和睦家市場部工作人員小心地中止了這個話題，他們認為這樣對比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和睦家的收費標準與公立醫院的標準完全是兩個體系”。據在這裡看過病的人講，和睦家醫院的診金是由病情難易、問診時間多少來決定的，每次診金幾百元不等。
　　不難發現，價格永遠挑弄著眾人的神經。
　　寧方剛幾次與私立醫院接觸的經歷並不美好，“你都不知道他們在乾什麼，不管病人死活，簡直就是明搶。”他甚至說，“資本從來都是嫌貧愛富的，也許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可以解決，但現在還沒有。”
　　一些“莆田系”的騙子醫院讓民營醫院的聲譽蒙上了灰塵，陳秋霖擔憂的是：大量社會資本註入健康服務業，會形成新的泡沫。“過多的PE(私募股權投資)、VC(風險投資)的投入意味著快速回報的強調，這與醫療業長期投入的理念是背道而馳的。”
　　此外，陳秋霖也註意到許多藥企在收購醫院，包括金陵藥業與華潤製藥，在醫葯分離這樣的共識下，“藥企買醫院”成了中國醫療市場的一個特色。朱恆鵬也認為這種現象長期來看是不正常的，但是作為改革過程中的某種過渡，是可以接受的。
　　新丁
　　距離北京980公里的吉林大學醫學院學生李月似乎與這場爭論無關。今年夏天，她就要到復旦中山醫院接受研究生教育，對於醫生的“自由執業”與醫保配額她並不關心，她反問本刊記者，“你知道今年發生了多少起殺醫傷醫事件嗎？”
　　李月說，在醫院超聲科實習的時候，三台機器一塊做檢查，一天要做500多個心電圖，就這樣，還有患者家屬說，你們天天都乾啥了！當本刊記者指出紅包與灰色收入的時候，李月覺得這也是她不願與這個行業之外的人交談的原因，“大概隔行如隔山吧。”
　　“我們都想做個好醫生。”李月說，好醫生的定義就是治病救人，為患者著想。她說，“我們的老師們也是這麼做的---起碼在我們看來是。”
　　據相關媒體報道，2010年，全國醫鬧事件共有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2013年前8個月傷醫事件共有2240起，比2012年全年的1865起多20%。
　　等待李月的，還有3年研究生與3年住院醫師培訓，這6年之後，究竟是一個輪迴還是一次新生？
　　(文中李月、劉志華、曲家銘為化名)
　　急診科外的“女超人”
　　她的朋友中國社科院教授朱恆鵬對她說“於鶯，你一定要成功，要不然中國醫改就沒有希望了。”她覺得好玩；辦診所轉了一圈發現諸多潛規則時，她也覺得好玩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高海博 | 北京報道
　　在接到《瞭望東方周刊》的約訪之後，於鶯最先在微信上用語音和本刊記者說：“我要說什麼？我覺得這東西沒什麼好說的。”
　　從北京協和醫院辭職前後，在微博上有著二百多萬粉絲的“急診科女超人”於鶯接受了數不清的採訪，最多的時候一天甚至有5個，以至於都忘記了很多關於她的專訪。當本刊記者提起某檔訪談節目時，於鶯說：“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從2013年10月份到臺灣培訓學習開始，於鶯就很少拋頭露面了，用她自己的話說，“得做事了。”
　　辭職近一年，這位可能是中國網絡上最有名氣的醫生做了什麼？
　　你知道什麼是規劃嗎
　　於鶯最開始做的事，就是開診所。
　　在剛剛過去的全國兩會上，有記者問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衛生計生委主任方來英關於個人開辦診所的事情，方來英表示：北京對社會辦醫是開放的，並且是有成果的。
　　於鶯告訴本刊記者：“是啊，方來英說得很對啊，是開放啊，但是走一圈下來，你就不這麼看了。”這“一圈”，於鶯按照要求，選址，審批。選址有幾個要點，居民樓不行，緊鄰幼兒園學校不行，違章建築不行，與其他醫院診所挨著不行，相關利害關係人反對不行
　　在“不行”之後，終於找到了行的。拿到衛生局審批，得到的回覆是：“東北三環的診所密度已經夠了，沒有規劃。”
　　“所謂規劃，是缺少科學依據的。”於鶯說，在衛生局審批的過程中，於鶯既沒法通過網絡來查詢其他診所的區域位置，也沒法具體瞭解“規劃”的模樣，只能選好地點去試。
　　規定上寫著“同類別的診所不能重覆”，但像於鶯要開的個人診所和“和睦家”這種私營醫院到底是不是同一類別，沒有答案。
　　通州的一位衛生局長曾經給於鶯尋摸到一個地方，但局長自己也承認，小區內入住率不高，盈利很難。可四處碰壁的於鶯已經很感謝有這樣的局長了，“政府服務做到這一地步也行啊。”於鶯有些無奈。
　　在一家廣播電臺做節目，於鶯問一位衛計委的司長在北京開個診所為什麼這麼難 ，司長的答覆是：“按照規劃來說，不會卡你的。”於鶯表示只能自己努力。但轉頭會想，你知道什麼是規劃嗎？
　　“有些人就跟不食人間煙火一樣。”於鶯對本刊記者說，聽這話的時候，好氣又好笑。
　　當華夏醫界網發出方來英表態的微博時，於鶯看到之後很快轉發，並送出一個“挖鼻孔”的表情。
　　現在，於鶯只能把開診所的事情緩一緩，曲線救國，找一家私營醫院合作，先把臨床做起來，她覺得離開一線太久了。
　　醫生的動力在哪裡
　　在臺灣期間，於鶯瞭解到一個普通的診所醫生月收入摺合人民幣可以達到13萬元。他們的診所大多開在一個小區里，樓上是住房，下麵是門診。
　　這樣一個診所里的醫生完全可以處理簡單疾病、突發急症、健康預防、hpv疫苗、兒童保健甚至是戒煙，如果有嚴重疾病可以轉到大型醫院治療。於鶯覺得這種信任的建立是持久的，“這個醫生可能會看著一個孩子長大成人”，在這樣的關係里，醫患矛盾是不多的。
　　同樣在美國，更多人選擇離家近的診所治療，一方面是因為醫療保險，另一方面則是美國醫生的業務水平是經過標準化打磨，醫生水平相差不多，接受的培訓與要求相似，醫療水平相差不太多。
　　在國內，事情不一樣了。
　　於鶯舉了個現實例子：她的女兒看牙，矯形器費用是6000元，掛號費3元。醫生明面上能拿到的只有3元，包括矯形器制模、一份詳細的使用與保健說明，這些手藝與知識的價值是3元人民幣。剩下的則是矯形器的器械收入。醫生的投入與產出比完全不對等，勞動力低得一塌糊塗，在這種情況下，醫生的動力在哪裡？
　　“中國醫療費用並不貴，但是裡面的構成比很驚人，為什麼不能把那些回扣擺明，合理增加醫生的收入呢？”於鶯反問。
　　雖然不拿回扣的醫生不少，但在現有體制下他們處在明顯的弱勢。時間長了遭受排擠不說，更重要的是生活確實不如別人好。這就導致沒拿的醫生委屈，拿了的也委屈，因為醫生的診療價值本該值那麼多錢。
　　單舉一個掛號費的例子，中國的三甲醫院不到10元，香港需要100元人民幣，而在美國則需要120美元左右。
　　“溝通只是手段不是方案”
　　在全國兩會結束之後，於鶯陪著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參加一個協和醫生的飯局。飯局中間，她以一個體制外的人看她的前同事，感覺“很可怕”。
　　談起當前的醫患關係，於鶯的前同事們都很激動，他們遇到患者吵鬧的情況，做法是“不和他吵架，出門告訴其他患者，這個病人耽誤你們問診了”。同事們認為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案，於鶯不這麼看，“溝通是很好的手段，能夠緩和矛盾。”
　　但溝通也不是方案，方案的規劃與制定來自上層。
　　“醫院管理者是為上面負責，沒大必要為患者的感受服務。”於鶯對醫院管理詬病已久，醫院沒有對醫護人員提供更多更好的保護，也沒有為患者帶來更多更好的服務，整個醫院沒有什麼大動力。於鶯在協和醫院的時候經常會領患者到某個診室，因為醫院的標識不太清楚。她曾經在半夜兩點和刺頭家屬聊天，讓家屬心理戰線崩潰，聽從醫生安排。但是不能保證，每個醫生都有這樣的耐心與溝通能力。
　　美國梅奧診所所有醫護人員看到通道里的病人都會主動提供幫助，原因不過是經濟刺激下的服務意識。
　　而中國的醫生不會因為多看病人就能獲得更高的收入，在同樣經歷過初期高強度的臨床實踐之後，美國醫生可以得到一份很好的收入，而中國醫生則需要成為一個科主任才會得到根本利益，一個好醫生與一個科主任的不同路徑，也造成了這種差異的出現。
　　“晴雯出去了，不伺候你們了”
　　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的於鶯承認，會有些“協和氣質”在裡面。於鶯高考那一年協和只招30人，分數線遠遠超過北大清華，她也會感慨，“現在畢業生一屆不如一屆”。除了那份熱愛之外，還缺乏對於業務的高要求。
　　於鶯那一屆，仍在協和醫院的只有兩個女生，她辭職之後只剩一個。她的那位同學現在還沒有結婚，於鶯在32歲才生孩子。
　　醫生需要不斷的積累，對於常見病種的見識在最開始的幾年會不斷接觸，通過連續的關註與投入才能在臨床上獲得更多的診療經驗。但是於鶯發現，二十多歲的年輕醫生就著急要孩子，這樣業務上肯定會受影響。
　　“皇帝如果通告大觀園可以自由通婚，最不願意的是賈母們，失去了聯姻的政治地位。然後就是那些王子小姐們，因為他們大多數沒有獨立生活能力，但是像晴雯肯定就出去了，不伺候你們了。”於鶯用一個“不太貼切”的例子來表達醫生自由執業的問題。
　　於鶯把自己比作晴雯，特立獨行，追求自由。一部分醫生可能已經習慣了制度惰性。在三甲醫院擴張的同時，基層醫院的一些醫生被制度“包養”了，他們樂得旱澇保收，不再鑽研業務精進技術，病人越少越高興。
　　在公立醫療體制下，不少人到了教授級別之後，不願再申請課題，也不願再寫業務文章，不願多出門診，不願多上手術。甚至學生也不帶，埋頭於出去院外會診、開飛刀，以此獲取更大收入。
　　可一旦把這些人的事業編製去掉，其中的很多人就會重新掂量掂量了。事業編製就像是《無極》里劉燁的黑袍，是約束又有好處，讓人欲罷不能。由於國有事業身份比企業身份要高，公立醫院醫生的退休金遠超民營醫院醫生。
　　當本刊記者向於鶯轉述鐘南山院士在兩會上提到的醫護淘汰制時，於鶯的回應相當直接：事業編製的情況下，誰有隨便開除員工的權力？她對鐘南山在兩會上關於醫改的言論多有批評，“大多是空話，沒有什麼技術上的建設。”
　　“有錢也可以美好啊”
　　1993年，於鶯覺得母親讓她報考上海財經大學“銅臭味”太重；2013年，於鶯打算開一家商業性質的個人診所。
　　二十年時間足可以改變一個人。
　　在臺灣3個月學費花了十幾萬，於鶯在協和十年的積蓄眼看就快沒了，於是決定試水淘寶店，有收入養活女兒的同時還能有一些商業上的探索實踐。
　　商業測算、流量轉化、崗位職責、雇員管理，談起淘寶店，從於鶯口中說出的都是這樣的詞彙，一個常年在臨床打拼的醫生不得不事無巨細。
　　於鶯的淘寶店完全是一個小型公司，所有的管理、財務、物流經驗都可以移植到她打算開的診所上。她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每次她在微博貼自己的淘寶廣告時，評論里總有人罵，“錢”在中國人眼裡仍然是一個很敏感的字眼。
　　於鶯試著脫敏，但是在和私立醫院談合作分成的時候還是會說“你們定，你們定，反正我有淘寶店。”
　　窗戶紙雖還沒有捅掉，但是於鶯的想法已經改變了，“沒錢可以美好，有錢也可以美好啊。”
　　“現在罵的人少了，可能都被我拉黑了吧。”於鶯笑著說。
　　於鶯不喜歡神聖化醫生，那樣做會讓醫生處於不義，身處道德囹圄，“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都有不同側面。”這也是她不太喜歡國產醫療劇的原因，“《心術》那個比較假，不真實”。在醫院獃久了，會覺得沒那麼完美。
　　於鶯在一段正經回答之後，立刻打趣道，“六六可千萬別知道，她的粉絲群惹不起。”
　　淘寶店的生意維持得很好，於鶯一周只需要一天時間來對賬，其他時間她要聯繫醫院，參與公益活動，跟互聯網公司討論醫療app的開發，這些在協和是沒法實現的。
　　在本刊記者採訪過程中，於鶯多次說到“好玩”這兩個字。
　　她的朋友、中國社科院教授朱恆鵬對她說：“於鶯，你一定要成功，要不然中國醫改就沒有希望了。”她覺得好玩；辦診所轉了一圈發現諸多潛規則時，她也覺得好玩。
　　“好玩”成了於鶯與體制摩擦之間的潤滑劑，採訪最後，“女超人”於鶯說，“道路漫長，要有信心。”說的是她的診所，也是中國的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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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N089）